述评蔡元培关于普通教育的基本观点

北京大学教授，北大附中校长康健

　　蔡元培先生自幼在旧私塾读书，从未进过新学堂。他从秀才一直读到进士；曾在家乡的塾馆里教书；在绍兴中西学堂、上海澄衷学堂、南洋公学、上海爱国女学等校做学监、总理等职；并在清翰林院供职多年。当中国面临世纪更迭的关键时刻，他毅然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走上了反对封建，反对清室的革命道路，从而改变了他早期生活的轨迹，成为对这个时代的中国政治和这个时代的中国教育起了关键性作用的“卓越前驱”。他是最早的中国教育学会的发起人之一。三十六岁以后，先后到日本、德国、法国、新加坡、瑞士、比利时等国留学或考察教育，开始用开放的眼光看世界的政治风云，看世界的教育潮流。1921年被法国里昂大学授予文学博士荣誉学位，被美国纽约大学授予法学博士荣誉学位。曾如饥似渴地学过历史、文明史、文学史、美术史、人类学、伦理学、哲学、文化、心理等诸多的新兴学科，尤其对美学感兴趣，并对其有独到的心解。　　

　　应该说，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德国的高等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对他的影响最深刻。尽管1810年建立的柏林大学离蔡元培的时代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但柏林大学的办学理念对于仍处在封建王朝下的中国而言，应当说还是全新的和革命性的。当时的教育正处在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变革的时期。一方面，旧教育的传统势力十分的强大；另一方面，新的教育也如同“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从四面涌来。在如此关键的时刻，如何审时度势，作出正确决断，堪称决定命运之大事。对于处在国家教育决策岗位的蔡元培先生而言，他的选择当然至关重要。尽管我们可以看到蔡元培先生未尽彻底的一面，不时幻想的一面；有时，他甚至会把过时的或者不合国情的东西生搬到中国来，如法国帝国大学的学区教育制度。但万分值得庆幸的是，他对中国教育的判断和估价是基本正确的；引导中国教育走向开放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只是当时的政局和社会没有、也不可能为他的改革提供充分的条件和必要的保证。

　　综观蔡元培先生的一生，他对中国教育的关注十分广泛，他对中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是执着的，他为此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应当指出的是，在他主持下，由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在1912年1月颁布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以及废弃前清“忠君”、“尊孔”教育宗旨的决策，彻底敲响了中国封建旧学制的丧钟，具有划时代的革命意义。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的生活、工作期间，他都曾长期关注、参与中学和小学的活动，包括参与学校管理、咨询和教科书编写等工作。并经常访问各地中小学和职业学校、女子学校，鼓励当地学校接受新的教育思想，并用新的教育思想指导学校发展。在旧教育部主持工作期间，他经常站在时代的前沿、世界的高度大力提倡改革旧教育。即使在北京大学担任校长期间也能从教育系统的大局出发，把大学的发展同中学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在学生发展的问题上，他也一贯从整体出发，主张教育要促进学生在德、智、体、美诸方面的全面发展。众所周知，他在高等教育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尤其在北京大学的改革，已对中国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划时代的深远影响。其实，他在普通教育方面的思想也同样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下面就其普通教育的基本思作扼要述评。

　　蔡元培先生认为，整个教育制度可分为两类，“一普通，一专门。在普通教育，务顺应时势，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在专门教育，务养成学问神圣之风气”。[蔡元培：《向参议院宣布政见之演说》1912年5月13日；《蔡元培：教育论著选》第11页，高平叔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就学校设施而言，“一曰普通学校，如中、小学校及中等以下之职业学校。二曰教育之含有普通性质者。三曰特殊教育，如盲哑废疾者之教育”。[《蔡元培：教育论著选》第11页，高平叔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很明显，他在普通教育方面特别关注国民人格之健全；他认为，职业教育，特殊教育都应涵盖在普通教育之内。这在当时的中国是十分先进的思想。

一、蔡元培怎样理解普通教育。

　　（一）教育的本质特征在于它是培养有理想的人的活动。　　

　　他认为，有理想是人类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培养理想的人格则是教育的根本目的。这里，我们显然可以清晰地看到德国的哲学家康德思想对其的影响。康德认为，教育是使人成其为人的活动。所以，教育不可缺之者为理想。

　　那么，什么是教育的理想呢？

　　蔡元培先生认为，那种“仅仅为灌注知识、练习技能之作用，而不贯之以理想，则是机械之教育，非所以施于人类也”[《蔡元培：教育论著选》第43页，高平叔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

　　首先，教育要将世界观与人生观统一起来。他认为，世界观与人生观应当是统一的。尽管，哲学上可以讨论世界之本原为何物，讨论人与世界之关系；但是，世界之博大是由“极微”累积而成的，世界之悠久是由“至暂”延伸而成的。人虽然仅有数尺之形体，数十年之生命，但总有一种与世界观相一致的人生观。

　　其次，教育要树立远大的理想。世界文化在不断演进，后辈总要仰仗前人的事业。教育是“播种之业”，其收效当在十年以后。我们所培养的人要担负起将来的文化，而不仅仅是保存固有的文化。

　　第三，教育要有“独立不惧之精神”。教育是一项关乎到人类未来的大事业。所以，我们教育的人不应当屈从于陈腐的思想或者其他什么势力的阻碍、干涉。苏格拉底认为，教育要服从于真理，为此，蔡元培称道苏格拉底，说他至死不移其志，堪称榜样。

　　他尖锐地指出，在物欲横流，拜金盛行的社会，上述的观点可能被视为迂腐；但是，他相信，教育是指导社会的，不是随逐社会的。这也是不容置疑的道理。

　　（二）教育的目的在于养成完全之人格。

　　那么，蔡元培先生是怎样理解人格和人格教育的呢？所以，他说：“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蔡元培认为，完全人格是国家兴旺隆盛之本。如果教育培养出人格不完全的人，非但国家不隆盛，甚至会有衰亡的担忧。培养出有人格的人就是真正的爱国之举。

　　健全人格的标志在于体、智、德、美全面发展。1920年，蔡元培先生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把普通教育的宗旨讲得十分清楚。若要人格健全，就要接受全面的教育，即“四育”：体育、智育、德育、美育。他说，四育是一样重要，不可放松一项。蔡元培先生认为，中小学是打地基的教育。普通教育要从学生本体为标准，而不是只顾及其“工具性”价值；要考虑学生的全面发展，而不是以一部分能力发展为标准。所以，普通教育不应当是什么专门的教育，偏科的教育或者纯粹的职业教育。因为只有打好地基，将来才可以有多样选择和多样发展的可能。

　　在蔡元培先生的教育生涯中，以“发展个性，涵养人格”为主题作过多次演讲。从早期的体、智、德的养成思想到后期的德、智、体、美健全人格理论，从早期关注、倡导体育转而特别热衷、推崇美育的教育价值，我们可以看到蔡元培先生关于人格教育思想的演变、成熟的过程。

　　蔡元培先生早年十分重视体育，常常在演说中把体育放在首位。他引证西方的说法：“健全的精神，必宿在健全的身体。”[同上，第380页]他对中国人的身体状况甚为忧虑。他认为，体育之根本在于运动。人的精神与身体的潜能都随运动而发达。特别应当指出的是，他一贯把大众的体育放在心上。他认为，体育是四万万人的事，不是四万人的体育。他还为当时的学校在竞赛中的失败而庆幸不已。因为它恰好可以警醒人们，切不可因为数十人的运动队就以为大家的身体都好了。他曾指出只注重开运动会的弊端。因为只注意出选手，就忘了普及；某些选手又不尽力学习功课；把运动只当作竞胜，反而伤害了身体。他说，这不是运动本身的问题，而是运动管理者的问题。这种方法不但牺牲了一部分运动员，而且也伤害了广大学生运动的积极性，所以，他不赞成用“牺牲”为代价来“勉强”开运动会。更不赞成为了学校的面子和个人的胜利而只关注训练几个选手，这样不但会伤害学生的发展，还会使学生的虚荣心旺盛起来。

　　他认为，智育属精神方面，精神越用越发达。要使人思维缜密，处事周详，则要学科学。但是，智育决不是简单地注入，注满了就算完事。他说，教书最要的是引起学生读书的兴趣；最好使学生自己去研究；要知道，书本不过是给我一个例子而已。教学要注意学生的个性，不可千篇一律。教法以活用为妙。他甚至认为，学堂也有不如书塾书院的地方。

　　蔡元培先生认为德育是人格健全的根本。如果只是体魄、智力发达，道德却败坏，那么非但有益，甚至是有害的。他说，旧日社会鼓吹的是这样的道德：“国之君主，家之家长，私塾之师，其令之严，被动者惟有服从”。[同上]他说，此种思想之钳制，积数千年，与当时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有霄壤之别。自由思想之风可以为未来之道德开一新径。他说，中国古代，礼、乐并重。乐的教育就是美的教育。乐可以和众，有亲爱和乐之意；若只偏重于礼，则人人拘束，缺乏亲和力。

　　蔡元培先生早年就关注美育，1917年就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说”，他从历史出发，旁征博引，解读宗教本质，透彻分析了知识、意志、情感与宗教的关系。认为美育不但不以宗教的信条为转移，也不以个人道德观点为转移。他甚至认为，美育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美育的普遍性和超越性。他认为，美育中含有美丽和尊严的双重价值。“提出美育，因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见；美感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益的顾忌，在教育上应特别注重”。[《蔡元培：教育论著选》第707页，高平叔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我在教育界的经验》，1938年1月1日]他对美育的认识和理解之深堪为先锋，他对美育的执着追求已近于崇拜。1930年，他在《美育》辞条中，对美育作出了明确的概念。他认为，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

　　他还以美术为例，提出了美育的创造功能。美术可以减少个人占有的冲动，扩展创造的冲动，也就是说，一方面超脱利害，另一方面，可以发展个性的自由。他说，学校中的课程没有与美育没有关系的。美育不仅仅在专门学校和专门教育中进行，而且要通过家庭、学校、社会三个途径来实施，人从出生到生命终结都有美育的学问。所以，美育不是少数人的美育，而是大众的美育。他认为，美育的途径和资源广泛存在于家庭、学校和社会之中。为此，他还专门延请鲁迅先生到教育部专门负责开发社会美育之资源。

　　二、蔡元培先生怎样理解现代教育。

　　他把义务教育看做现代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他十分羡慕和时常宣传当时欧美的义务教育。当时的欧美不但已在普及初等教育，而且开始普及中等教育。蔡元培先生在教育部主持工作期间，曾多次专门研究推行义务教育问题[《蔡元培：教育论著选》第499页，高平叔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他认为，倘若连四年小学国民义务教育都实现不了，其他诸如成人教育、盲哑教育就更难以提及了。他大声疾呼：实施义务教育，“最为吾国今日当务之急”[《蔡元培：教育论著选》第653页，高平叔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不仅要普及义务教育，还要扫除文盲，但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不应有靠一代人就消灭两亿文盲的幻想。他明确指出：“复兴民族最基本之工作，无过于义务教育者”[同上]。

　　他秉承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天性，环视中华，感慨万端。“直至今日，通都大邑，触目皆是文盲，穷乡僻壤，更不待言”[同上]。据1922年北京学务局的数据，北京儿童有十万，总共小学不过九十所，私塾五百所，能收3至4万学生入学。据旧教育部1930年的统计，入学儿童仅占全国学龄儿童的21。8%。1922年学校系统改革案提出普及6年制义务教育，但蔡元培先生深知国情，将六年改为四年。

　　但是，为什么普及四年的义务教育进展迟缓，收效尚微呢？一是经费困乏，二是师资稀少。“吾人倘不采取更有效之办法，于最短期间，推行义务教育，则民族前途，实有不堪殷忧者”[同上]。为了实现当时普及四年义务教育，他一方面提议放宽教师标准，不要把接受师范教育作为必要前提，可以从社会上广揽人才；另一方面，则大力提倡实行二部制。此外，他还积极倡导男女平等，男女同校，并且身体力行，从自己的婚姻和生活开始，从自己所办的学校开始。在倡导教育改革过程中，他特别关注教育的民主化。

　　1、儿童观。

　　儿童观是现代教育提出的一个根本的问题，100年来的现代教育史上，几乎一切重大教育争论之焦点，都是围绕如何认识儿童而展开的。蔡元培先生也认为这是新旧教育的分水岭，他把问题的根源追溯到我国的科举制度。为了“应试”，要考的才学，不考的，如自然现象，社会状况等，即使对学生再重要也不得入教科书。教者预先设定好一个目的，强求受教育者就范；而不问其资质如何，禀性如何，都使用划一的方法，象对待“无机物”一样随意处置：“石之凸者平之，铁之脆者煅之；如花匠编松柏为鹤鹿焉；如技者教狗马以舞蹈焉；如凶汉之割折幼童，而使为奇形怪状焉；追思及之，令人不寒而栗”。[同上，第154页]蔡元培先生的结论是：“因而知教育者，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同上，第155页]他说：“吾国教育界，乃尚牢守几本教科书，以强迫全班之学生，其实与往日之《三字经》、四书、五经等，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相差”。[同上，156页]

　　2、课程观。

　　蔡元培先生认为当时的课程，理科不得实物；文科所学又太艰深。学习的材料很少，且不符合儿童心理。他不赞成中学实行分科课程。因为，它不符合普通教育的原则。当时，有些人把中国与西方国家简单相比。蔡元培先生把中国与西方诸国作了精细的比较。阐释了中国不实行分科的道理。他认为，清末实行文实分科，有如下的理由：（1）实科比文科投资大；当时的师范生所受的古典传统教育也不能胜任实科教育，科举时代的文人则均可为文科教员；（2）由于实科学校少，所以，文、法、商诸科有比较好的生源，但理医农工诸科则合格生源太少；（3）文、法、商诸科的学生科学知识太缺乏，不适于科学的新时代。蔡元培先生当然清楚地知晓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因为，我国古代的课程就过分重视人文学科，如文学、考据等；我国古代的教育目标是鼓励少数人毕生攻读，帮助他们不断通过仕途。所以，传统教育不尚科学，也决无普及教育的目标。

　　此外，他还主张在普通教育中，应当渗透职业技术教育。他认为，道理很简单，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上大学。他还与另外21位著名学者正式提出议案，要把注重技术定为“教育重大方针”[《蔡元培：教育论著选》第684页，高平叔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

　　他把课程分为三类：练习工具的课程；增进智识的课程；体育、美育的课程。在练习工具的课程中他特别强调了语言和数学课程。尤其指出了外语学习在“世界各国相互为师”的时代的好处。他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作为第二类课程的主体。他把图画、音乐和文学放在了第三类课程之中。上述三类课程不但有用，而且很有趣味。学好三类课程，对学生的基础而言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

　　他认为，直接使用外文教科书有许多弊端：第一，糜费时间与脑力，不值得。因为主要任务是学习内容，却要花很多的时间在文字上。第二，与国情不适合。外文教材多举外国的例子，学生既不好理解，又不好应用。况且，学制差异又大。第三，可能成为普及教育的障碍。要使用此类教材，需要作好准备；但作好准备，在脑力、时间、经济三方面对贫寒家庭的子女构成威胁。极不利于教育普及。

　　3、学制观。

　　蔡元培先生一向从整体的视角观看学制。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从小学到中学、大学，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所以，要立学制，必从系统出发；要谈改革学制，必从整体出发。所以，要改革学制，只改革大学是不行的，局部的改革难以奏效。大学教育也要依赖于中学的教育。四年制的中学，对于大学教育而言，怕是太单薄了。他也不赞成大学设两年的预科教育，理由是：受教育对象程度复杂；其所学目标也不明确；所学时间又较长；该类教育不是大学的长项。

　　后来，他把中学的主要任务分为三类，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升学教育。但是，集三类任务于一身，是不现实的。中学应当是普通教育为主，职业教育交由职业学校行使；升学预科教育交由大学行使之。蔡元培先生赞成多办职业教育。他说，过去认为上大学是“正途”，上职业学校是“异途”；现在，则要把它们颠倒过来。

　　但是，蔡元培先生力主教育开放。他多次强调：“教育亦并非全靠学校，如演讲会、图书报室，都是教育，如动物园、植物园、博物院、图书馆、戏院、影戏馆，都有教育的作用。

　　他曾经陈述过增办私立学校的理由，简而言之，因为中国人民多的缘故。德国、法国都比中国人少，但大学总有一、二十所；美国的人口也不算多，而高等学校则有八百之数，尤以私立学校为多。难道是私立学校一定好吗？国家虽然重教育，但财力是有限的。然而，若有力量、有热心的人想办法办学校，可以扩张至无限。中国的国立大学，当时只有四所，各省的学校也不多，且经费又困难，一所百人学校招生，应考者总不下五、六百人。为什么不多开办一些私立的学校，以满足更多的中学毕业生的需要呢？他一贯反对宗教教育进学校。正当教会学校迅速增加的时候，他便得出结论：一有教会学校，就会宣扬某种宗教教义；就会与我国的传统教育相抵触；就会忽视我国传统的历史、文学及其它重要学科……，“不过总有一天会证明，这种教育制度是为中国的国家教育制度所不能相容的”[《蔡元培：教育论著选》第501页，高平叔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

　　三、蔡元培先生怎样理解教师与师范教育。

蔡元培先生关注普通教育，更关注教师问题。通过考察欧洲，他比较深刻地了解了教师的社会地位、职业地位和经济地位。教育之重要，无人不晓，但一谈到教师工资则总是冷漠无情。对他们的恭维和给他们的待遇却常常相去甚远。当时的世界各国的小学教师的工资普遍偏低，以至无力赡养家小。所以，人们常常把富贵作为追求，把仕途、实业作为职业选择。固然，教师应当树立“安贫乐道之志趣”。教师要“委身于教育”则必须作好生活在“淡泊宁静”之中的心理准备，另一方面，教师生活中也“独有无穷之兴趣”，即使给予高官厚禄，也决不更其志。他在极力呼吁提高教师报酬的同时激励教师要奋发向上。他对教师中存在的问题也决不姑息。

他把教师分为三类，一是“教而不学”；一类是“学而不教”；再一类是“不教不学”。

　　第一类是指专业基础差，又有保守习气的教师。他们一方面缺乏进修的方法，另一方面又无研究的机会。稍好些的可以就教材范围的内容略做准备，差的教师则临时敷衍塞责。这种教学只能助长学生墨守成规。何况，现在科学一日千里的发展，十年前发明的定律，十年后就可能被推翻或需重新估价。学生如果只学到一些陈腐的知识，他们是无法应付当前复杂问题的。所以，教师应当不断学习和研究学科知识以及最有效的方法。

　　第二类是指教学方法有问题，只顾研究学问的教师。他们的特点是：不谙教学方法。这类教师能够不断学习和补充新知识，但其教学方法不能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他们需要不断的研究教学的理论和方法。

　　第三类则是教学、专业都有问题的教师，即：“不教不学”的教师。这类教师既对所教的知识不甚了解，又不谙教学方法；或则敷衍塞责，或背诵教本，或食人陈言，自误误人，为害不浅！蔡元培先生对教师的状况的分析是很有价值的，其结论告戒我们应当针对教师的需要进行培训。

　　蔡元培先生也曾对师范教育发表高见。他认为，范就是模范，可为人的榜样。所以，师范生的行为养成最重要，学生要把学校的规则当作养成良好习惯的途径。由于师范教育是为师的准备，小学教师应当兼长并进，贯通各个学科，不能选此舍彼。让未来的教师受到比较全面的教育当是一种理想。

　　他认为，可惜当时的高等师范学校的科学教育程度太低，于是应当停办之，中学师资由大学毕业生中修读专业者担任更好。通过综合大学培养教师，走非定向的道路，在当时的世界上尚在探索之中，蔡元培先生的主张显然具有超前性。但是，定向师范教育后又被恢复，并一直沿袭至今。眼下，教育工作者正在研究师范的定向与非定向的问题，可惜，蔡元培先生在这方面没有留下太多的文字和意见。

　　再读蔡元培先生的文字，感慨良多。虽说时过境迁，今非惜比。但先生从中国国情出发所讲的诸多道理至今仍有极高的借鉴意义；对中国基础教育的发展与改革仍有颇多的启发价值。

　　他一贯坚持中国教育要反对封建，走向开放，要学习世界先进教育思想；但也要实事求是，从中国国情出发；他一贯坚持教育的发展与改革要从整体利益出发，不可只关注某一学段的特殊利益；他一贯坚持中国普通教育要注重普及，面向全体学生，不要只为少数人着想；他一贯强调普通教育对于人的“打好地基”的作用，尤其对于形成人的理想、人格的特殊作用，不要把教育降低到只是灌输知识的地步；他一贯强调教育要促进人在德、智、体、美诸方面的全面发展，尤其强调了美育在教育中重要性，切不可偏学、偏科，畸形发展；他一贯提倡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实践精神，服务精神，合群精神，学生不可抱残守缺，闭门读书，离群索居，脱离社会，脱离生活；他一贯强调教育教学要尊重学生个性，教学方法不可千篇一律，整齐划一，不可把学生当成“无机物”构成的“器物”；他一贯强调师范和教师地位的重要性，鼓励教师要不断学习、提高，操守自己崇高的职业，不可自误误人。

　　尽管，他的有些观点确实体现出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和社会局限性，或许也有个人的价值观和理解的原因；但是，这都不应妨碍我们好好重新研读一下蔡元培先生的教育著作，认真听一听这位曾经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对中国教育的发展与改革起过决定性作用的教育家的宏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