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校长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职业，而中学校长又往往是比较尴尬的职业，想当一个好的中学校长实属不易。以前，我读过一些中学校长写的著作，可谓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最近，我读了胡百良同志写的《校长的特殊使命》（教育科学出版社）一书，又一次感受到这一点。然而，最突出的感受还是一个“实”字。

　　首先，作者讲的道理实。南京师范大学附中是一所有着百年悠久历史的名校，桃李满天下，英才遍全球。一般情况下，这类学校的校长比较容易唱高调、发高论，但是《校长的特殊使命》这部书没有一点这种味道，讲的都是实实在在的道理。比如作者写道：

　　“20世纪90年代，每年高考达到大学本科线的学生都在95%左右。但我们清醒地看到，这一类学校升学率高的决定因素是生源比较好。那些所谓‘三类学校’，如果有我们这样的生源，同样可以有较高的升学率。如果把他们的生源放到重点中学，照样不会有这样的升学率。因此，仅升学率这一点，不能完全反映重点中学的办学效率。”（该书第9页）

　　讲这样实在的话，需要清醒的头脑，需要一点勇气。这样的话讲出来，能够引起非重点中学的校长和老师的共鸣，自然也就拉近了读者与作者的距离。我与非重点中学的老师有着较多的交往，那些老师都很敬业，业务水平也不低，有的出类拔萃。我也接触过很多非重点中学的学生，他们的整体水平距离重点中学的学生差距很大。两类学校的差距之大，有时是难以想象的。正因如此，我才由衷地感佩胡百良同志能够站在全局的高度来讲道理，感佩他讲出实实在在的道理。

　　作者对“应试教育”成因的分析，也是实事求是的。请看下面一组数据：

　　1950—1954年的五年中，全国高中毕业生共计28.1万，平均每年5.62万，而在同期内高校招生人数为38.9万，平均每年7.8万。这就是说，在这段时期内的高中毕业生还不能满足高校招生的需要。1958年以后，普通高中规模发展很快，1960—1964年的五年中，高中毕业生共计191万，而同期高校招生人数为92.2万，占毕业生总数的48.3%，多数高中毕业生不能升入高校，中学教育开始出现追求升学率的倾向。1976年—1980年的五年中，高中毕业生达3128.4万，而同期高校招生人数为152.8万，占毕业生总数的4.9%。于是作者写道：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都有很大的发展，但是两者并不同步增长，高等教育的发展远远落后于中等教育的发展，这就带来了一个突出的社会矛盾：一方面是高中毕业生升学率愈来愈小，另一方面是人们对接受高等教育的要求愈来愈高。在这样的情况下，争取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激烈竞争出现了。这种竞争，反映到对中学的要求上来，就表现为一种升学压力，出现了以升学率的高低来衡量中学教育质量高低的社会倾向。”（第4页）

　　作者的分析切中肯綮。由此出发，作者对片追现象一方面理解，一方面忧心忡忡。我经常看到，有些中学校长满足于多升上几个大学生，面对本校不断提高的升学率沾沾自喜、自我陶醉，却看不到成绩的背后所付出的沉重代价。胡百良同志不是这样，他不仅很清醒，而且忧患意识很强。他具有远见卓识，能看到高升学率背后隐藏的危机。我一直认为，能看到危机抓升学率和看不到危机抓升学率是不一样的。两者都把升学率看成关系到学校生存的大问题，但是前者一有机会就给师生创造健康、和谐发展的条件，后者则急功近利，缺乏远见。胡百良同志担任校长期间，充分利用了学校条件比较好的优势，从来不给老师下达升学指标，不单纯以考试成绩奖惩教师，减轻了师生不必要的压力，全面贯彻了教育方针。实事求是地对待升学率，是作者求实的具体体现。

　　作者对学生负担的论述，也是很实际的。他看到，现在的中学生，早晨6点左右起床，一天要上8~9节课，中午做作业，下午6~7钟才能到家，晚上还有3~4个小时的自习。做不完的作业，应付不完的考试。开学考、周考、月考、期中考、期末考，有时一天考四、五门，练习铺天盖地，试卷充塞书包。学生睡眠时间严重不足：少于7小时的占67.7%，少于6小时的占22.2%，刻苦学习变成了痛苦学习；运动少，体质弱，近视多，可以说，中国的中学生是世界上负担最重的！胡校长呼吁：“升学率≠合格率≠成才率”！只有具有高度责任感的人才能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中充满忧患意识，只有真正懂得基础教育的校长才能着眼于人才成长的全过程。

　　其次，作者干的事儿实。读完全书，我强烈地感觉到，胡百良同志不仅是一个敢于说实话的人，更是一位敢于办实事的人。他在书中附录了很多学校的规章制度，可以想象，这些规章制度渗透着他的心血。这些规章制度从实际出发，注重实效，可操作性强。制度落实，是中学管理的重要一环。胡百良同志长期从事基础教育，50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努力探索中学管理的有效途径，精神可贵，成效显著。《南京师大附中学生文明行为规范》《南京师大附中高中学生素质考核评价表》《南京师大附中创建文明班级检查评比办法》《南京师大附中文明教研组考核标准及评比办法》等等，这些规章制度属于基本建设，是任何一所学校都不可绕行、不可或缺的。

　　胡百良同志的办实事还体现在课程改革和实施分层次教学上。南京师大附中是比较早地尝试课程改革和分层次教学的学校，在国内产生了一定影响。北大附中曾经派老师去学习过，借鉴过他们的经验。作者认识到，教学体系是由学制、课程、教材、教法、教学手段和评价考核等要素构成的，而课程计划在整个教学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我国的普通高中，长期以来课程结构单一，只有必修的学科课程，无法实现全面提高素质、突出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目标。所有学生学习同样的课程，无个性特长的培养。这是我国教育目标单一化的反映，不仅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也违背青少年生理和心理发展规律。基于这样的教育理念，作者和他的老师们将课程进行了重新设计：

　　●从实现教育目标的宏观途径来划分，学校的课程可以分为：①学科性课程——主要通过课堂教学形式进行，并有一定的理论体系；②活动性课程——以学生参与实践活动为主；③环境性课程——以潜在形式达到教育作用，主要指校容、校貌、校风、校纪。

　　●从教学内容来分，可分为：①人文学科类；②自然学科类；③体育艺术类；④生活技能与职业技能类。

　　●从统一性与多样性的方面划分：①必修类；②必选类；③自选类。

　　书中附录了一些课程资料，如《南京师大附中高中选修课唐宋诗词欣赏教学大纲》《南京师大附中高中选修课天文学基础教学大纲》《南京师大附中高中社会实践课教学大纲》等十门课的教学大纲。

　　分层次教学一直是南师大附中的亮点，对全国中学的教学改革产生了一定影响，有的中学仿效他们的做法。学其精髓者有之，学其皮毛者有之，打着分层次教学的旗号搞重点班、变本加厉抓应试的也有之。而南京师大附中的分层次教学，则是基于对人的深刻认识，基于对学生个性差异的高度重视而进行的科学改革。作者说：

　　“我们不能把对人的基本素质全面发展的要求，与发展个性对立起来。具体的人都是有个性的。有个性就会有差异。学生的差异不能简单的等同于优劣。……传统的“优秀生”和“差”生，都只是从文化学科成绩来划分的，这种标准并不科学。……现在有些被传统考试淘汰的学生，并不都是低能者。”（第92页）

　　他们从班内分层、课程分层、班级分层三种模式上进行了可贵的探索，通过分层要求、分层指导、分层训练、分层考评等途径，使各个层次的学生都得到了应有的发展。

　　我感到，南师大附中的课程改革和分层次教学，与其说是大胆创新，不如说是敢于办实事。因材施教的思想和实践，早在孔子那里就有了，属于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精髓，后人继承发扬得不够，我们应该深刻检讨。再者，很多国家的课程结构比我们科学，分层次教学也不是新鲜事物。我们面对世界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大趋势显然落后了许多，如果再不清醒，就要被淘汰了。能够从学生实际出发进行教学改革，不是办实事又是什么呢？从这个意义上说，胡百良同志是一位敢于办实事的人，是一位讲科学精神的人。

　　说实话、办实事，实际上就是真正按照教育规律办事。我国的政治体制和现实环境对中学教育的制约是显而易见的。一个校长要想真正按照教育规律办事并非容易的事情。外行领导内行，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现象还大量存在。做表面文章、弄虚作假、互相欺骗的事情并不少见。头脑发热，今天评这个，明天选那个，“皇帝的新装”满天飞，搞得校长穷于应付，静不下心来抓教育教学。可以想象，胡百良同志按照教育规律办事，一定遇到过很多困难，他一定具有克服困难的勇气、能力和智慧。我读《校长的特殊使命》一书，获益很多，我希望中学校长都来看一看。如果我们的基础教育能从实际出发，如果我们的校长都能坚持说实话，办实事，那么，素质教育到来的那一天就不远了。

　　胡百良同志是一位前辈，他结合自己多年治校的经验写成此书，给人的启发是多方面的。论年龄，我属于学生辈，应约写了上面这些话，只是就我感受最深一点来谈的，不仅不全面，也不一定妥当，敬请各位批评指正。

　　                                                     2006年1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