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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皇家图书馆

　　多年来人们一直讨论将皇家图书馆更名为国家图书馆，以突出其为子孙后代保存管理瑞典印刷资料的职能，实际上瑞典皇家图书馆一直起着国家图书馆的作用。1661年的一纸法令要求瑞典王国内所有的印刷商必须在其所印的出版物发行前送1册给皇家图书馆，其原意并非为呈缴保存而是旨在审查监控文献内容。虽然再三警告，但印刷商仍置若罔闻，1707年法定缴送增为6册，通过国家档案局分发给皇家图书馆、乌普萨拉大学、隆德大学、图尔库大学和多帕特大学。此后通过了不少缴送法，最新的修订是在1993年，补充了电子文献的缴送。
　　1661年的法令使该馆具有了国家馆的地位，其使命包括保存瑞典的印刷资料及国外出版的有关瑞典或瑞典人撰写的资料。但在未成为独立行政部门之前，它也并非完全是国王的私人图书馆，只不过王室成员在17世纪常常不能清楚区分家族财产与国家财产的界限。根据1713年饬令，图书馆定时向参观者开放，但不外借。1863年除了保存本外可以外借，开始起到公共图书馆作用。1878年哈姆莱噶登馆舍投入使用时，图书馆已经成为完善的国家图书馆了。
　　皇家图书馆藏书的源头是瓦萨王室国王的藏书，1520年古斯塔夫•瓦萨开始收集历史、科学和理论与音乐类印刷品及地图，其子埃里克十四世、约翰三世和卡尔九世继续扩充。1587年约翰三世将王宫80米的长廊布置成开放式书架，号称“绿色长廊”。1568年图书馆就有了第一本图书目录，1595年尼克劳斯•奥莱负责管理国王的图书。瓦萨王朝常从国外购进图书，但他们更乐于趁宗教改革之机把瑞典天主教修道院的藏书充公。1620年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将瑞典中世纪修道院的图书馆捐给了乌普萨拉大学，成为大学图书馆的镇库之宝。以后数十年间，图书作为战利品洪水般从波罗的海、波兰、德国、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丹麦涌向瑞典，充实了乌普萨拉大学和皇家图书馆的馆藏。1648年，13世纪早期由本笃会修道院修士书写的手抄本“魔鬼圣经”被布拉格的征服者们带回瑞典。另外，当瑞典人报捷时还送回在当地散发的传单，所以皇家图书馆有欧洲最古老的新闻记录。
　　1611-1634年约翰内斯•布雷乌斯担任首位皇家图书馆馆长，他一度身兼三职。其继任人是马斯特•拉尔斯•福内柳斯，既负责原来的藏书也管理克里斯蒂娜女王宫内的藏书。1650年克里斯蒂娜女王请了几位外国学者来管理图书馆，荷兰人埃塞克•福西肖斯编制了图书排架目录，使女王的藏书今天查找起来都十分方便。为了储存图书，克里斯蒂娜女王在王宫侧翼开辟数间书室，她还随意将图书送给亲信——德•拉•加尔迪或机构——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建立的培养文官和教士的文法学校。由于未支付福西肖斯报酬，他拿走了大量图书和手稿，今天这部分藏品可见于莱登大学图书馆。1654年女王退位时还将大量珍贵藏书带走送给了梵蒂冈图书馆，在那里形成专藏。
　　卡尔十世古斯塔夫打败波兰和丹麦的战利品使图书馆的损失得到补偿。1683年卡尔十一世将克里斯蒂娜女王藏书中的6000册捐给了隆德大学图书馆；加尔迪藏书的大部分捐给了乌普萨拉大学图书馆；瑞典文著作和历史文献转移到1666年成立的古物学院，1690年又转给1630年成立的古物档案馆。1697年因皇宫失火而损失了2/3的收藏——17,386卷图书和1,103件手稿，失火后目录上的藏书仅剩6826卷，手稿仅剩283部。以后藏书几经迁徙，1768年皇家图书馆迁往新落成的皇宫东北翼，1796年房间才装修完备且要与其他几个机构共享，很快图书馆空间就不敷使用。
　　失火后的图书馆开始有限地向公众开放，但在选址问题上一直争论不休。1705-1741年间图书馆还是收到不少赠品，如750年未经审定的拉丁文本圣经以及古老的突厥语图书等。但是图书馆地位不稳定，1703年决定每年经费600银币，不足以购买两种外国杂志和应付图书装订及购买蜡烛。1770年议会拨给图书馆一批图书，供图书馆自由买卖和交换使用。在安德斯•瓦尔德任馆长（1758-1795）期间，皇家图书馆逐渐走上正规。分别从不同人的藏书中补充了中世纪的手稿、伊斯兰文手稿，并收回了原来属于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而被克里斯蒂娜继承后送人的图书，几十年间馆藏翻了一翻。国家档案局也收集资料，1880年左右两个机构曾进行藏品交换。
　　皇家图书馆十分注重对瑞典文印刷著作的收集，1813年的一份官方报告为皇家图书馆勾勒出远景。根据报告，图书馆应收藏每本与该国知识有关的出版物，拥有覆盖整个王国的综合性瑞典文献。虽然有1661年的法令，但政府却并未强制实施。1828-1840年皇家图书馆从个人手中购买了大量有关瑞典历史、传记、学术史和文字的藏书。1843-1865年间的两位馆长对藏书进行整理，把外文和瑞典文资料分开，并设立瑞典文部，有系统地对临时性文献进行归类。1844年经过乌普萨拉大学文官考试的克莱明到皇家图书馆供职，克莱明深谙搜集图书之道，迅速征集到大量私人藏书，他独一无二的收藏知识使其成为馆长的当然继承人。
　　在古斯塔夫•爱德华•克莱明馆长（1865-1890）的推动下，结合斯德哥尔摩城市整体规划，1870年议会派遣年轻的建筑师达尔负责设计和实施建馆，1871年7月新馆在哈姆莱噶登——从前瓦萨王室的菜园，这时的贫民窟上破土动工。由于瑞典工业处于转型期，财政紧缩，施工开始不很顺利，当其工业有所发展时，问题才迎刃而解。1877年11月9日，皇家图书馆成为独立行政机构和瑞典的国家馆。1878年1月1日克莱明带着珍贵的圣经手抄本最后一个离开王宫图书馆；王宫空房子中只剩下奥斯卡二世和索非亚王后的图书，经过整修后于1896年开放为贝纳多特图书馆。1878年1月2日位于哈姆莱噶登的新馆舍向公众开放；当时组织搬迁的埃洛夫•腾纳尔后来成为隆德大学图书馆馆长。
　　作为国家图书馆，资料采集和编目十分重要。由于没有明晰的目录，皇家图书馆查找信息有时得看分类财产帐目上的号码。1879年到1890年克莱明馆长把书目工作视为医治自己气喘病的良药，同时他苦心孤诣地收集美国瑞典人文献，还强调收集灰色文献的重要性。这些极具研究价值的文化、民俗、习俗和商业生活发展史资料被分成149类，对后世研究者造福匪浅。埃洛夫•腾纳尔建议为公共图书馆编制1886年以来瑞典所收集的外国出版物联合目录，该计划被1903年担任馆长的达尔格伦付诸实施。
皇家图书馆的瑞典藏书资料既有已经编目的也有尚未编目的，根据缴送法该馆可获得瑞典出版物包括电子出版物每种1册（件）。
　　皇家图书馆通过购买、赠送和交换进行国外出版物的收集，主要目标是人文学领域和社会科学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