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什么是图书?
图书，作为知识的载体，是文化的基本要素，自然受到人们的重视与祟奉：中国的图书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古老文化的结晶，对我们民族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因而，中国的图书是研究中国文化不可缺少的专题。
中国的图书不仅有自己独特的内容，而且还有悠久的历史。众多的形态、完整的体系、多舛的命运，形成了许多与别国图书不同的特色。我国早在春秋时期就曾较大规模地开展了对图书的著述、收集；整理、分类、编召、校勘等活动。可谓：“官有其守，世有其学”、后来又逐渐形成了文献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考据学、辑佚学、辨伪学等名目繁多的治书之学。’我们在这里探讨归纳中国图书的特点，用通俗的语言介绍这些与治书之学有关的基本知识，使网络读者能够对中国的图书有一个较为全面深入的了解。
图书的概念及构成要素
（一）图书的概念
图书是以传播知识为目的，用文字或其它信息符号记录于一定形式的材料之上的著作物；图书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是一种特定的不断发展着的知识传播工具。
“图书”一词最早出现于《史记·萧相围世家》，刘邦攻入咸阳时，“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这里的“图书”指的是地图和文书档案，它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图书是有区别。进一步探求“图书”一词的渊源，可追溯到《周易·上系辞》记载的“河出图、洛出书”这个典故上来，它反映了图画和文字的密切关系。虽然是神话传说，但却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文字起源于图画。图画和文字确实是紧密相连的。古人称各种文字形态为“书体”，写字的方法为“书法”“书“字还被作为动词，当“写”讲，如“罄竹难书”、“奋笔疾书”、“大书特书”等等。以后，“书”便进一步被引申为一切文字记录。如“书信”、“文书”“刑书”、，“诏书”、“盟书”等等。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对于图书的认识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到了今天，人们已经不再把一创文字记录都称作“书”了。例如文书、书信、诏书、盟书，虽然都带有“书”字，但已不包括在图书的范围之内。古文记载，其内容多是记事性质的，如甲骨卜辞、青铜器铭文等，都是属于这一类的，其作用主要是为帮助记忆，以便需要时检查参考，其性质相当于后世的档案。以后人们从实践中认识到，这些记录的材料可以改变成总结经验、传授知识的工具。于是便出现了专为传授知识、供人阅读的著作。这样，图书一词便取得了较新而又较窄的意义。到后来，凡不以传播经验、传授知识、供人阅读为目的的文字记录就不算图书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开始有意识她运用文字来宣传思想，传播知识，同时也逐步地形成了一套书籍制度,而处理日常事务的文件又形成了一套文书制度。于是，图书与档案就逐渐被区分开了。
在我国古代，人们曾对图书下过不同的定义。例如：从图书的内容方面出发的就有：“百氏六家，总曰书也”(《尚书·序疏》)。从图书形式上出发的则认为：“著于竹帛谓之书”(《说文解字·序》)。显然，这些定义是时代的产物，是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的，不可能对以后的发展作全面的概括。但上述定义已经正确地揭示了当时书籍的内容和形式特征，并且把“书”看作是一种特指概念，把它与原始的文字记录区别开来。经过了长达数千年演变，作为图书内容的知识范围扩大了，记述和表达的方法增多了，使用的物质载体和生产制作的方法发生了多次的变化；因而也就产生了图书的各种类型、著作方式、载体、书籍制度以及各种生产方式。
所有这些，便促使人们对图书有了较系统而明确的概念。
直到今天，图书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常常会迟到这样一些有趣的现象：对于“图书馆”和“图书情报工作”等概念来说，“图书”是广义的，泛指各种类型的读物，既包括甲骨文、金石拓片、手抄卷轴，又包括当代出版的书刊、报纸，甚至包括声像资料、缩徽胶片(卷)及机读目录等新技术产品；而在图书馆和情报所的实际工作中，人们又要把图书同期刊、报纸、科技报告、技术标准、视听资料、缩微制品等既相提并论，又有所区别。在前者与后者有所区别的时候，图书所包括的范围就大大缩小了，这是狭义的“图书”。
这里所讨论的图书是广义的，而且侧重于中国古代的文献典籍。
2.
汉字是如何产生的？
一、汉字产生
汉字产生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汉字是怎样产生的，是什么人发明的？对于这个问题，历来有不同的说法，最为流行的是：“仓颉”造字说。
（一）“仓颉”造字
关于“仓颉造字”的传说；早在战国时期已经广泛流传。《韩非子》、《淮南子》、《说文解字》等书中都认为仓颉创造了文字。司马迁、班固等史学家认为仓颉是黄帝的史官。还有的史籍，如《论衡》中说仓颉长着四只眼睛，“仰观奎星圆曲之势，府察龟纹鸟迹之象、博采众美，合而为文”。
但是，对于一种独立发展又有相当久远历史的文字来讲，它是不可能由一个人在较短的时间内发明的。在原始社会，生产水平和文化水平都极为低下，文字的产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任何人都无法经历如此之长的过程，所以，仓颉造字之说是不可信的。
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早期文字成于众人之手；而非一人独创。中国的早期文字，无论是甲骨文还是金文，都有许多异体字。也就是说，同一个字有几种甚至十几种不同的写法，如果是仓颉一个人发明，他为什么要给自己和别人制造这么多麻烦?苟子就曾经认为，古时候，创造文字的人很多，文字是众人发明的，而仓颉的名字为什么单独流传下来呢?因为他做了一些整理文字的工作。也就是说，在仓颌以前，文字已经产生，不过当时的文字还在初期阶段，殊体异形，没有定制，而仓颉的功劳正在于对这种形体不一的文字进行了整齐划一的工作，因此他的名字世代被人们称颂。
从“仓颉是黄帝的史官”这一说法，我们还可以分析出，文字记录与古代的史官关系密切。至于仓颉的活动范围，现在，在山东寿光，河南开封，河北南乐；陕西长安和白水等地都有仓颉墓、仓颉庙和仓颉造字台等遗迹。其中以陕西白水县的仓颉庙规模最大，长安县的仓颉造字台保存尚好。尽管这些古迹都是后人根据传说附会后造出来的，但是也从另一侧面说明，造字活动波及地域之广，以及人们对文字发明者的崇敬。
仓颉本人曾被人们神化。《论衡》说仓颉长四只眼睛，《淮南子》中说仓颉造字时天上下小米，夜里鬼哭泣。这种想象虽离奇荒诞，但其中却孕育着深刻的含义。人都只有两只眼睛，而仓颉却比普通人多生了一对眼睛，无怪乎他能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辨鸟兽之迹，见常人之所不见，造出文字来。仓颉造因文字后，人的能力空前提商。人们利用这位比常人多一双眼睛的仓颌的发明，不仅能看到千百里之外发生的事，而且能够看到千百年前发生的事。这岂不是给世人也多添了一对神奇的眼睛吗？至于“天雨粟，鬼夜哭”，则是对文字的威力的形象化的赞歌。文字的发明，使千百万人的经验得以流传，也使那些在黑暗中活动的魑魅魍魉无所逃其形，无处隐其身。在文书上，历史上，永远记录他们的劣迹、罪恶，鬼怎能不躲在黑暗的角落里流泪哭泣呢?
因此，我们既不能将仓颉作书当作史实，也不能把它当作迷信简单地完全摒弃，而应把它看作对现实事物所作的非现实的反映。这反映了人民对发明文字的祖先的无限景仰和钦佩，也表达了对文字产生及其价值的高度评价。把发明文字的功劳归于仓颉，正像说伏羲发明畜牧，后羿发明弓箭，神农后稷发明种植，夏禹的父亲鲧发明筑城一样、并不是在他们之前没有这些活动和成果，而是后人将祖先的创造力人格化，赋于一身，这些传奇才如此神奇动人，流传不断。
3.图书的起源？
(一)“河图洛书”的传说
关于我国图书的产生，还有一个近似于神话的传说，即“河图洛书”中国最早的古籍《尚书》中也有同样的说法。有人进一步解释说：“伏羲统治夫下时，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负“河图”；有神龟从洛水出现，背负“洛书”。伏羲根据这种“图”和“书”画成八封，就是后来《周易》的来源。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河图》、《洛书》，是由一系列的神秘符号所组成的数字方阵。它们是经过周、秦、汉几代儒生方士们之手加工后的形态，其原始面貌已无法知晓了。有人认为它是古代游牧民族所画的立体的天象图(《内蒙古师范学院学报》一九八九年第六期)；还有人认为它是由自然界的天然痕迹——龟甲发展而成的抽象符号，是中国第一部图书(《大学图书馆通讯》一九八八年第四期)，并认为《河图》与《洛书》在中华文明史上曾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华夏文化的源泉也可以说就是“河洛文化”，而《河图》《洛书》)则是河洛文化的初基。它所建立的辩证思维的模式，对后世的思想、哲学、文学和科学都有重要的影响。孔子曾说过：“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夫！”(《史记·孔子世家》)
传说和神话并不是历史，但它是历史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为此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些启示：在文字发明以前，就先有了图画和一些简单的符号作为传播信息的工具。我国文明的最早发生之地是在黄河、洛水一带的中原地区。
4.图书产生的时代？
有了文字，就有了创造书籍的基本条件。当然并非从有文字开始就有了书籍。人们最初利用文字，不过是用来弥补生活劳动中语言的不足，促进思想感情的交流和信息的传递，借以唤起共同的行动。当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文字刻写在各式各样的材料上，借以记录经验，阐述思想，并使之传播久远的时候，书籍便开始出现了。
我国书籍最早出现于何时，现在很难作出校准确的结论。我们至今尚未发现夏朝的文字和文献实物，根据其它文献判断分析，很可能就是在夏这一历史时期——即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至十六世纪，完成了由文字到文献典籍这一历史性的转变。其论据有七条：1．《史记》和《竹书纪年》都载有夏代帝王的世系表，尽管两者不尽相同，但大同小异。这说明两者是以同一份原始文献记录为依据的。而且，在殷墟甲骨文发现后，王国维据卜辞中殷商的先公先王世系考证出《史记》中的《三代世表》是“信史”，因为夏代诸王与商先王刚好是同时代的人，都在距今四千年左右。
我国现存最早的史书《尚书.多士》中有这样一段话：“唯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这是武王灭商后，周公对殷商贵族的训话，大意是：你们殷的先人，在推翻夏朝时，已有典籍，记载了这段史实。3．殷墟甲骨文是较为系统成熟的文字、其数量、规模及完备程度说明它已经不是早期原始文字，一定是经过了若干年的发展。特别是一九八三年又在西安西郊的一个原始社会遗址，发掘出一批更早的甲骨文，时间是四千五百至五千年前。这批甲骨文字体细若蚊足，字形清晰，刚劲有力，结构严谨，更新了人们的传统观念。据考证，这批早期甲骨文比殷墟甲骨早一千二百年，比夏朝还要早五百年以上。4．夏代，人们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总结并掌握了一定的天文历法知识，以十二个月为一年，有大小月之分,大月三十天，小月二十九天，还懂得了十九年置七个闰年。夏代的历法称“夏历”和“夏小正”，夏历以寅月为岁首。春秋时，孔子曾主张“行夏之时”(《论语·卫灵公》)。5．在《竹书纪年》和《世本》等古书中，有“夏发七年，泰山振”，“夏桀十年，夜中星陨如雨”等记载，这也是世界上关于地震和陨石雨的最早文字记录，可作为夏代有文献记录的旁证。6。《吕氏春秋·先识览》载：“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而泣之——乃出奔如商”。该书写成之后。曾公布于咸阳城门，声称能增删一字者，赏予干金。可见这段史料的来源大会毫无根据。7．《国语．晋语》载：晋文公时，阳人犹“有夏商之嗣典……樊仲之官守焉”。《国语》亦是一部严肃的史书。上述诸条虽为旁证，但足以说明夏代有典籍并非无稽之说。
三、掌书史官
分析图书起源这一问题，除上述的文字、图象符号和下一章展开叙述的物质载体及其形制以外，还需要一个重要的因素便是掌书之人。我国早期的文字和图书与史官的联系十分密切，这也是中国图书的一大特点。
我国古代把掌管文字记录的专职入员通称为“史”。“史”字象征右手持物，至于所持为何物，则有许多不同的解释。清代吴大澄说是简策；江永说是官府的书籍;王国维说是盛策之器;马叙伦说是笔；劳斡说是弓钻，这弓钻也是为钻灼卜骨之用。总之／这些解释尽管有异，但有一共同点，都与文字和图书有关。王国维说“史”是专门保管、研究及写作的官吏，它的另一个名称是“作册”，负责起草册命和记录宫廷中的重要事件、天子诸侯的言行和政府各机构的种种活动。很多金文和古籍中常有一个公式化的句子：“王若曰——”，就是说，这些文件不是王自己写的，而是史官受命而作。
史官既要记录帝王言行和军国大事，又要负责管理政府的各种档案图籍，还要从事宗教事务，负责贞卜、祭祀等迷信活动。因此，他们身边积累了大量档案文书资料，他们是当时最博学的人，修史重任自然落在他们身上。
传说中造字的仓颉就是黄帝的史官，这也是历史的反映。三代之际，史官人数渐多，分工更加细密。我们可以从甲骨文、金文及早期典籍中找到众多的史官名称，如夏代的太史令，殷商的贞人、作册、史、太史、内史，周代的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这些史官各有所职，如“大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史通·史官建置》)。各诸侯国也设有史官，开始由周王室委派，所记材料也要送交王室保存；春秋战国时期堵侯崛起，王室衰微。各诸侯国自立史官，利用自己的纪年来记载历史，以示独尊。于是出现于鲁国的《春秋》、晋国的《乘》、郑国的《志》、楚国的《梼杌》等上百种文书。生逢其时的孔子曾派他的弟子“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公羊传疏》）。墨子也自称“吾见百国春秋”。可见当时各国富修史书之盛。
史官的职位是世袭的。世守其职的家族，通常有一个与书籍或记录保管相关的氏名。诸如简、籍、史、董等。《左传·昭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