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语教育的文化使命

程  翔

 [内容提要]

　　母语教育是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和构建文化人格为其根本使命的一项奠基工程。其基础性首先表现在对字、词的学习上，数量的要求是必要的；对精粹语言养料的积累和吸收是语文教育的重要内容。语文教育的人格塑造重在熏陶、感染，是通过对语言文字的品读、揣摩、涵泳和感悟来实现的。语文教育要把传统文化原本丰富的文化大餐呈现给学生。教师队伍建设和教材编写是完成母语教育文化使命的基本保障。

 [关键词]:            母语教育     基础     人格塑造

母语是民族文化的根基，是民族身份的标志。在当前人们普遍赞同“软实力”观点的情况下，我们来深入探讨基础教育中母语教育的文化使命，应该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语文教育主要具备两个功能，并对人的终身成长产生影响：一是培养学生表达的技能，二是培育健康的心灵。中学生学语文的目的，一是掌握运用母语来交际和表达的能力，二是熏陶培育自己的情感和心灵，使自己健康成长。因此，对语言文字的使用能力的培养和健康人格的塑造便成为语文教育的基本任务，又因为母语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所以母语教育必然肩负神圣的文化使命。

一

　　基础教育阶段是人生的起始阶段。一个人在这个时期所形成的语文素养，对于他将来的成长和发展具有奠基意义，可以支撑其一生。人们中学毕业后，很少有人再去系统地学习语文，绝大多数人的语文水平就是以中学毕业为起点的。所以，任何国家都非常重视基础教育中的母语教育。

　　这个基础首先表现在对汉字的认读和书写上。从没有文字到产生文字是人类社会一次大的飞跃。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指出，文明社会“始于标音字母的发明和文字的使用。”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也指出，人类“从铁矿的冶炼开始，并由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可见，文字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

　　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时代。目前已发现的甲骨有10万片，字数约4500个，其中已经辨认出约2000个。汉字是表意文字，具有一定的超时空性。从历时语言观的角度看，字音变化大，形和义变化小，现代人能够看懂有几千年历史的古籍，这在使用拼音文字的人群中是不可想象的。世界上的几大古代文明，只有中华文明没中断过，汉字从中起了重要作用。这足以让我们自豪。对汉字的认识和理解，使得我们对它有一种敬畏感，这种敬畏感促使我们以认真的态度来认读、书写它们，欣赏它们。热爱中华民族，应该体现在对汉字怀有敬畏的态度上。

　　对汉字的学习，有两个问题必须明确：一是数量，二是使用。目前，我们要求中学生对3500个常用字做到熟练掌握，这个要求并不太高，但是学生掌握得究竟如何呢？目前还没有一个大面积调查的结果。厦门大学中文系的一个教授说，他们曾对新入学的大一学生进行过3500个常用字的测试，主要测试对字音和字形的掌握程度，结果是60%的学生不及格。由这3500个汉字组成的词语（含成语），中学生究竟能掌握多少？现在也还是一个未知数（这项工作，落后于英语教学）。据统计，3500个汉字的覆盖率达99.48%。另据统计，掌握了3800个汉字，就能阅读一般书刊内容的99.9%；4990个汉字，构成了《现代汉语词典》中几乎所有的词。最新版的《现代汉语词典》收录词条约65000条，一个人中学毕业时能掌握多少？应该有一个基本的量的要求。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语文》课本，过去每一册都附录“词语表”，可惜后来取消了。现在根据新课标编写的《语文》课本没有“词语表”。须知，字和词语，是语文能力的“核”，这个“核”不牢固，语文能力就有轻飘之感，必然影响到整个语文的学习。打好语文的基础，首先是打好字、词这个基础。中国传统语文教育在这方面做得比现在好，一个小学水平的孩子就能认读很多字、词，就能背诵很多篇古诗文。比如古代蒙学读物《急就篇》全书2144个字，《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总字数是2720，除去重复，单字2000左右。这些书在促进儿童识字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语文教育，应该对字、词学习的数量有明确要求，学生达到了这一要求，就视为字、词过关了，否则就必须补课。具体的考核方案可以请有关专家来制订。只要我们牢牢把握住了字、词关，就等于为完成母语教育的文化使命夯实了基础。

　　再说汉字的书写问题。汉字书写，这是语文教育的命根子。语文教育的一个特殊任务，就是要求学生具备较强的汉字书写的能力。学生在入学前已经具备了较强的言语交际能力，但并不具备较强的汉字书写能力。书写能力是学生进入学校（主要是小学）经过严格规范的训练后获得的。一个学生到了高中毕业时仍然不能具备较强的汉字书写能力，就不能视为语文已经过关，就必须补上这一课。2007年9月10日，季羡林先生在与看望他的北大附中师生代表谈话时问道：“学校有没有书法课？”这说明老一代的学者非常重视和关心学生的书写情况。要想掌握汉语字、词，就离不开书写。现在，学生直接书写汉字的机会越来越少：电脑替代了手写，作文直接交打印稿，或者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给老师。这一现象令人忧虑。汉字是表意文字，是音、形、义的结合体。汉字直接书写的优点是其他任何形式所不能替代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祖先创造汉字就是让人来书写的。只有在动手书写的过程中，学生才能感受到汉字的美：间架结构美、音形义结合美、线条流动美、和谐美、布局美，等等。书法，这门由中国独创的艺术，已经遍及世界。据报载，日本书法爱好者的数量超过了中国，这令我们汗颜。笔者到马来西亚讲学的时候，看到一位老华侨非常认真地教小学生写毛笔字，正楷书写，一丝不苟。当时我很受感动，离开了祖国才能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书写的重要性。汉字书写是牢记祖宗最有效的方式之一。都德在《最后一课》中写道：“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这个认识太深刻了。基于此，学生的语文作业必须要求手写（特殊情况除外）。至于书法，我们希望在小学普遍开设“硬笔写字课”，初中开设“软笔写字课”，高中开设“书法欣赏选修课”。

　　当然，仅仅满足于对汉字的认读和书写是远远不够的。对古代汉语精粹语言养料的积累和吸收，对汉语经典作品的背诵是语文教育的重要内容。比如四字成语、诗、词、曲、赋、骈文、对联等，这些都需要背诵、积累、吸收、内化。现在很多学生背英语很卖力，背古诗文就头疼，这种现象不好。我们要想办法提高学生背诵古代作品的兴趣，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在这方面，语文教师责无旁贷。目前高考规定了背诵的篇目，对强化学生的背诵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从数量上看，篇目还可以再多一点，特别是“赋”这种中国特有的文体，可以多背几篇。这方面，语文课程标准应该有明确的数量要求。从学生心理发展规律的角度讲，青少年时代背诵过的东西一辈子都不容易忘记，而错过了这个最佳记忆年龄，以后再去背诵就比较困难了。因此，语文教育的文化使命，可能更加具体地体现在教师引导学生对古代汉语语言养料的积累和吸收上。

二

　　中学阶段是一个人不断积累语言养料，并在文化知识上打基础的重要时期。但我们必须看到，这个时期同时也是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开始形成的时期，是情感发展和心灵成长的关键时期。“母乳理论”告诉我们，一个婴儿在成长过程中，母乳是最好的营养品。目前还没有哪一种营养品可以超过母乳。那么，作为一个中国人，优秀的传统文化就是他精神成长的“母乳”。

　　事实证明，许多作品的确具有这样的作用。作为一个中国人，生活在祖国的文化土壤之中，读过和没读过《报任安书》，其精神境界是不一样的；读过和没读过《赤壁赋》，其胸怀也是不一样的。一个人面对内忧外患，又遭受打击，该怎么办？那就去读一读屈原的《离骚》吧；一个人面对权贵的戏弄，理想破灭，该怎么办？那就去读一读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吧；一个人仕途坎坷，心情抑郁，该怎么办？那就去读一读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吧！另外，像《出师表》《陈情表》《进学解》这些美文，直到今天都是学生精神成长进程中不应该逾越的佳作。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说：“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的统一程度超过了人们的任何想象。”事实也充分证明了洪堡特的这一著名论断。我们在阅读这些优美诗文的同时，也是在认识和感受中华民族的精神品质，对于培育学生美好的心灵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当然，我们让中学生阅读古人的作品，目的并不是让学生成为古人那样的人，而是为构建个人的精神文化大厦积累建筑材料，即塑造自己的“文化人格”。语文教育的文化使命可以表现为弘扬“民族文化”和构建“个体文化”两个方面。所谓弘扬“民族文化”，指的是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复兴民族文化，并非简单地重现过去，而是“守正创新”。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离不开“个体文化”即“文化人格”的构建。“民族文化”是根基，是源头；“个体文化”是枝叶，是长流。“个体文化”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归属于“民族文化”。二者互为依存，相依为命。语文教育的文化使命，可能更加深刻地体现在对“个体文化”的构建产生积极的影响上面，体现在文化立人和人格塑造上。

　　语文教育的人格塑造重在熏陶、感染。它可能催人泪下，使人的灵魂得以净化；它可能震撼人心，发人深省，催人奋进；也可能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学生读《战国策·齐策四·齐王见颜斶》，能感受到刚直不阿的知识分子品格；读《报任安书》可以感受司马迁忍辱负重、顽强生活、著述立说的毅力；读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会感到热血沸腾，心潮起伏；读巴金的《小狗包弟》可以体会到人性泯灭的悲剧和心灵熬煎的痛苦；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能够启发我们思考生存与死亡；读冯骥才的《珍珠鸟》可以感受到信赖的美好，和谐的伟大；读莫怀戚的《散步》，可以感受亲情的温暖和男人肩膀的强壮，等等。罗曼·罗兰在《名人传·序》一文中用诗一般的语言表达了这样的感受，他写道：“汲取他们的勇气做我们的养料吧；倘使我们太弱，就把我们的头枕在他们的膝上休息一会吧。他们会安慰我们。在这些神灵的心灵中，有一股清明的力和强烈的慈爱，像激流一般飞涌出来。”应该指出的是，语文教育的这种人格熏陶，不是靠说教实现的，而是通过对语言文字的品读、揣摩、涵泳和感悟来实现的。那些生动感人的语言文字渗透到学生的情感世界中，渗透到学生的心灵中，潜移默化，滋养浸润，沦肌浃髓。就我个人的教学体会而言，不抓语言的教学容易出现课堂走空，是语文教学之大忌。精神层面的东西是附丽于语言符号之上的，抓了语言，精神跑不了；只抓精神，容易丢失语言。

　　当然，“文化人格”构建的过程，也是对民族传统文化“扬弃”的过程，学生不只是被动地接受。即便是《陈情表》《出师表》这样的千古名篇，也可能存在着与现代社会不相吻合的因素，存在着当代中学生不愿意接受的因素。这就需要我们思考一个问题：优秀的情感品质是怎样形成的？是由哪些基本元素构成的？教材编写如何促进青少年情感的健康发展？是以学生的发展为依据来编选课文呢，还是以弘扬传统文化为目的来编选课文呢？还是二者兼顾呢？这实在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需要我们认真研究。

　　从语文教育的历史上看，传统的语文教育，在体现“主流文化”上做得比较好，但忽视了“支流文化”，尤其忽视了表现个性的“支流文化”。体现“温柔敦厚”诗教的作品多，表现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的作品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格的塑造。其实，“主流”和“支流”是相对而言的。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各占一席；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魏晋时期，崇尚玄学；唐代儒、释、道三家并重。但是，在学校教育中，儒家文化相对成了主流，使得今天的中学生普遍没有接触过《老子》，也很少读《庄子》《墨子》和《韩非子》。在中学语文课本中，像《游褒禅山记》这样鼓励冒险的文章凤毛麟角，像李卓吾的《童心说》和赵壹的《刺世疾邪赋》这种具有批判精神的文章难以选进课本。其实，中华传统文化中，并非没有个性鲜明的代表人物，并非没有鼓励冒险、创新的佳作，并非没有具备批判精神的名篇。黄宗羲的《原君》曾一度入选课本，效果很好，可惜后来被撤掉了；像仲长统的《昌言》、鲍敬言的《无君论》，都有针砭社会、解放思想的实际意义；像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勉学》是劝学醒世的良言，文词立意俱佳。原来，我们的传统文化是极其丰富的，是多元的，是圆融的，是我们自己把它变得狭窄、单一、僵化了。语文教育要把传统文化原本丰富的大餐呈现给学生，这也是其文化使命的内容之一。只有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才能培育出个性鲜明的人，才能培养出各种杰出的人才，才能塑造和谐、健康的人格。

　　现代诗文的文化元素更加丰富。“五·四”以后，“科学”和“民主”的观念渐入东土，“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深入人心，封建文化中的糟粕遭到猛烈冲击。当代社会，民主平等、尊重人权、重视生命、保护环境、和谐发展等先进的理念普惠众生。这给中华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实现了中华文化的又一次大发展。从历史上看，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外来文化的加盟。从语文教育的角度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佳作，无论表现手法还是思想的深度和广度，都有了新的很大的发展；外国文学作品的进入，使得文化的多元性更加明显。今天的语文教育已经不是纯粹传统意义上的语文教育了，它加入了外国文化的元素，具有了世界意义。

三

基础教育中语文教育的任务，就是从母语的角度给学生奠定一个文化的底子，塑造文化人格。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还需要从教师队伍建设和教材编写两个方面得到保障。

怎样给语文教师定位呢？我的观点是：语文教师，是以比较深厚的母语修养作为文化根基，能够广泛吸收外来文化，并拥有正确的教育理念，具备了一定教学艺术的文化人。教师是一个文化人了，才能完成语文教育的文化使命。

那么，怎样把语文教师培养成一个文化人呢？

首先是高等师范院校在培养模式上要有明确的目标和切实可行的措施。传统的培养模式功不可没，但是要改革、发展，要在传统文化方面给师范生打下扎实的基础。就目前来看，大学生阅读中华传统文化原著不够。《尚书》《礼记》《周易》《论语》《孟子》《老子》《庄子》《荀子》《墨子》《韩非子》，还有《左传》《战国策》《国语》《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还有《诗经》《楚辞》等这些书一定要读，而且要陪伴终生。还要读学术名著。外国的名著也要读。

在阅读名著的过程中，一部分教师走了弯路。以眼下为例，有的读者不去读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却去读《于丹<论语>心得》，这就走弯路了，可能会影响读者对《论语》的正确理解。尽管于丹声明自己的心得不会破坏读者的整体记忆，但要知道，一部分读者是在尚未建立对《论语》的整体记忆的时候，于丹的心得就先入为主了。于丹的心得成了这部分读者对《论语》的第一印象和原始理解，他们可能会误以为《论语》就像于丹解释的那样。要知道，于丹是在表达自己的阅读心得，其心得是建立在“前理解”的基础之上的，并非平地起高楼。很多著名学者也读于丹的心得，但不会产生误解，因为他们此前早就读过杨伯峻的《论语译注》，读过刘宝楠的《论语正义》，读过程树德的《论语集释》，有着深厚扎实的学问做基础。当然，我绝无批评于丹写书的意思，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读于丹的书的，可以受到启发；我的意思是说青年人如何阅读才会取得更好的效果。《中国德育》杂志2007年第九期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为《<论语今译>的十二处“译文从阙”》。文章介绍了毛子水先生在其著作《论语今译》中有十二处“译文从阙”“以俟知者”。这不仅表现了毛子水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也表现了他为读者着想的学术良知。

语文教师的阅读，可以借鉴“浸泡理论”。传播学中有“浸泡式”传播一说，简单解释就是在你耳边不停地进行舆论和所谓“事实”轰炸，最终让人不得不“自愿”接受某种观点。这一理论对我们的启发是，语文教师要想成为一个文化人，就要把自己“浸泡”在一种文化氛围中，化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就是“语文式地栖居着”。比如写毛笔字吧，应该让自己的生活中处处有毛笔字：写诗用毛笔，写教案用毛笔，写信用毛笔，写通知用毛笔，笔、墨、纸、砚文房四宝整天摆在自己的面前，让写毛笔字生活化。这样，几年下来，自己就能深刻感悟到书法文化的真谛。

　　语文教师应该具有写作能力。只有善于写作，才可以称得上是文化人。但是，目前具备写作能力的语文教师不多，有的语文教师长年不写文章。只有自己能写，才能很好地指导学生写。写作，不仅仅是写一篇篇文章这样简单的事情，它涉及到语言运用、写作理论、写作方法、写作流派、写作心理，等等。一个善于写作的教师，就能够针对学生作文中出现的问题对症下药，否则，只能隔靴搔痒。

与阅读教学相比，写作教学需要更强的专业能力。我们应该在制度上确保语文教师的写作能力有大的提高。比如可以给写作单独设课，让有写作专长的老师来承担教学任务；比如可以定期组织教师笔会，互相交流；比如可以组织“教师征稿”活动，出版教师作品集；比如可以规定教师每学期写一篇论文，也可以写“下水文”；比如可以把写作能力纳入语文教师考核指标当中，等等。

四

　　教材编写与教师队伍建设是完成母语教育文化使命的两个最基本的保障。编写教材，实际上就是给学生提供养料的工作。营养学上讲究“营养配餐”，教材编写也是如此。首先，选文是核心。古今中外，名篇繁多，必须披沙拣金，精心遴选。要考虑到学生的心理特点、年龄特点、理解能力、接受能力，还要考虑到选文的思想、精神、心灵、道德、价值观、语言规范能方面的因素。这些年来，我们把“文质兼美”作为选文的标准，选入了一大批优秀文章，使学生受益匪浅。事实证明，有些千古传诵的名篇要永远地成为学生的必读课文。过去我们把这些名篇叫做“基本篇目”，现在有的学者称之为“定篇”。朱自清先生说过：“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的训练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施蛰存先生也说：“（语文课程）要有一个基本教材，由教育部组织全国最有权威的学者来编，选的篇目必须是适宜中学生读的、众所公认的名篇，然后固定下来，十年八年不变，这样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念书，一提起那些文章，大家都读过，使全国的青少年有一个比较统一的语文水平。”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在选文时，是否一定以哪一家为主？大可不必。编写语文教材，主要的不是给学生提供一些体现某一家、某一派思想价值体系的课文，而是给学生提供一整套体现民族传统文化的语言和精神俱佳的文化大餐。一定要避免把语文课本编成政治宣传书，文革的教训是深刻的、沉重的。事实证明，只有用全人类所创造的全部有价值的上乘精神佳作来滋养学生，才能培养出杰出的人才，才能塑造健康、和谐的文化人格。

　　上面说过，中华传统文化，从本源上说是多元的，只是到了汉武帝时代才“独尊儒术”。这既有其积极意义，也有其消极作用，而且这种消极作用我们还没有真正认识清楚。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我们要尽量扩大课文的覆盖范围，借助课文来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要知道，课文的文化传播功能非常强大，可以说是难与比肩的。很多人了解鲁迅，是因为在中学阶段学过鲁迅的作品。鲁迅作品数量在众多作家中首屈一指。鲁迅博物馆编，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学鲁迅作品助读》收了18篇。人们了解泰山，是因为在语文课本中读过姚鼐的《登泰山记》、徐志摩的《泰山日出》、李健吾的《雨中登泰山》和杨朔的《泰山极顶》。不仅如此，课文的文化传播功能还表现在对人物的评价上。提起梁实秋，人们就想到了《“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提起杨荫榆，人们就想起了那个压制学生的校长。对于一个高中毕业后基本上不再读鲁迅的人来说，会把那些“褒贬臧否”一直带进自己的坟墓。因此，我们要以严谨科学求实的态度来编选课文，避免偏颇和误导。

　　语文课本是一个文化窗口，学生可以从中了解很多内容。因此，适当增加知识性的课文是必要的。比如，在语文课本中，可不可以选录陆羽《茶经》中的一段呢？可以不可以选录叶德辉《书林清话》中的一段呢？可不可以选录《洗冤录》中的一段呢？我认为可以考虑。

　　现、当代的作品可选的空间也很大。入选现、当代作品，要体现表现重大社会、人生主题的编写思想。纵观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学语文教材，课文主题的偏重和缺失现象是非常明显的。翻开50年代的语文课文目录就会发现，这哪里是语文课本，简直就是政治宣传手册！主题的严重偏重现象真正转变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语文”开始以独立的学科面目出现在师生面前。我们欣喜地看到，像季羡林的《幽径悲剧》、巴金的《小狗包弟》这种反思文革、呼唤人性的散文也入选语文课本了。但是，主题的缺失现象仍然没有明显改进。我看京剧《铡美案》的时候，深受感动，特别是看到包拯在权势与国法之间艰难挣扎的时候，我感动得热泪盈眶。我们国家的民主进程是漫长的，希望我们的语文课本能够起到一点促进作用。我们的中学语文书中，表现民主、平等、自由主题的课文几乎没有；表现怀疑、否定精神的课文几乎没有；表现宽容、旷达主题的课文几乎没有；表现法律与权势斗争主题的课文几乎没有；专门为青少年撰写的课文几乎没有。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社会、人生主题的缺失必然会造成学生成长的先天不足，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缺钙”。为什么青少年喜欢看金庸的作品？有的学生说，喜欢小说里的英雄豪气。我们节选自《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中的段落，总体上也是阴柔之美有余，阳刚之气不足。社会上关于金庸和鲁迅作品取舍的争论，实际上是语文“课文观”的交锋。

　　总起来看，目前语文课本的选录视阈还比较狭仄，这大概是从《古文观止》编选时就存在的问题。阴法鲁先生在他主编的《古文观止译注·说明》中写道：“这个选本在今天看来，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缺点。先秦诸子，如庄子、荀子、墨子、韩非都有许多精彩的作品。本书编者却囿于古文家的偏见，一篇也没有选收。”培养一代新人，需要提供极富营养价值的“大餐”。语文教材编写工作，其文化使命责无旁贷。

　　与此相关的是语文学科名称的问题。笔者以为，“语文”和“母语”是两个概念，与其称“语文”，不如称“中文”。“语文”之称，是对“国文”和“国语”的兼容，在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我们也曾叫过“汉语”。“汉”始自汉代，中华文化的诞生却远远早于汉代；而且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大家庭，称“汉语”显然不合适。“语文”之称，突出了普适性，却淡化了民族性。我们的语文教育要弘扬民族文化，语文教材应当以体现民族文化的课文为其主体内容。牢牢把握语文教育的民族属性，才能准确地把握母语教育的命脉。从这个意义上说，将“语文”改为“中文”不是没有必要的。

　　最后附带谈一下考试的问题。“考试犹准绳也。”大约在公元249年，曹魏时期的王昶就提出了这个著名论断，指出考试能够准确地衡量和选拔人才，避免主观空论。直到今天，不管有多少人大骂考试，考试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要想完成母语教育的文化使命，肯定离不开考试。我们要认真研究一下母语教育的考试问题。只有把考试问题解决了，我们才能够在师资培训和教材编写两个方面有根本性的转变。我们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作者为北京大学附中副校长、语文特级教师、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参考书目：

1、《文字学概要》，裘锡圭著，商务印书馆1988年8月版。

2、《张志公文集》第四卷《传统语文教学研究》，广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3、《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洪堡特著，姚小平译，商务印书馆2004

年版。

4、《汉语通论》，马景仑主编，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6月版。

5、《语文科课程论基础》，王荣生著，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二版。

6、《中国考试发展史》，刘海峰等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版。

7、《新中国中学语文教育大典》，语文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