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5日，北大附中语文组专家讲座成功举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文学遗产》杂志编辑马昕为北大附中师生带来了一场深入浅出，生动风趣的讲座。

       北大附中行知学院高一年级语文教师王悦主持讲座，马昕老师的讲座题目是《“平视”经典——古文名篇阅读与批判性思维》。

       马昕老师以高中语文教材必修下册第八单元中的《谏太宗十思疏》《答司马谏议书》《阿房宫赋》《六国论》等篇目，提纲挈领地指出：同学们学习古文，要学会在辩证分析与合理推理的基础上进行理性判断，养成大胆质疑、缜密推断的批判性思维习惯。对传统经典与古代文化的真正仰慕与喜爱应当是在走进与细看后生成的，于历史沧桑和文化重量之外，不妨以平常心看待经典、阅读经典、思辨经典。

       紧接着，马昕老师以《出师表》为例进行剖析，将其喻为古代奏表文章中的一朵“奇葩”。马昕老师引导同学们思考：《出师表》作为一篇上呈君主的政治文书，是否遵从一般的政治规则？是否符合应用文的得体要求？其中疑点一在于：文中13次提及“先帝”，是何意图？当我们将《出师表》置于还原后的政治文本生态中看，诸葛亮在文中反复提及先帝，大致出于以下几个目的：1以先帝遗志凝聚北伐共识，坚定北伐决心；2.以光大先帝遗德为理由，对后主展开规诫；3.在人事任用问题上剥离后主的自主权；4.强调自己的政治资历与道德资本；5.暗示后主先帝临崩所寄之大事。

       马昕老师接着提出了《出师表》中的疑点之二：“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这两句话，是何含义？马昕老师结合当时的历史地理局势，认为“宫中”指皇宫之中，而“府中”指诸葛亮所居丞相府，而“俱为一体”“不使内外异法”的表述已然将丞相的地位与君主的地位等同。

       《出师表》作为一篇表文，侵犯君主权力，动摇君主权威，并不能成为历代奏表文章的应用性范本，但仍然能成为文学经典，实则基于更深刻的原因。从政治运作的一般情理来看，臣子上表，对君言事，应当公事公办，个人私情的表达空间着实有限，甚至应当刻意回避。但《出师表》中言及自己与先帝的私交:“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常以驱驰。”甚至将自己明知希望渺茫却仍然坚持北伐的动机，诉诸“报先帝”三字以当年的君臣相知之情作为自己矢志不渝的精神动力。在与专制君主打交道的过程中，真诚是最为稀缺的资源。诸葛亮在《出师表》中直言不讳地为后主安排宫中、营中所应咨询之人，以家中长辈的口吻告诫后主“不宜妾的菲薄，引喻失义”，不避政治忌讳地直言快语，可谓毫不设防、真率赤诚。

       《出师表》的经典化，主要归功于梁朝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的《文选》。《文选》收录的19篇表文多数都在政治文本中蕴含“不合时宜”的真情与温情。这与萧统个人的性格和理想密不可分。《梁书·昭明太子传》载：“太子自加元服，高祖便使省万机，内外百司奏事者填塞于前。太子明于庶事，纤毫必晓，每所奏有谬误及巧妄，皆即就辩析，示共可否，徐令改正未尝弹纠一人。”萧统理想中的政治生态就是能在冷酷无情的政治博弈中容纳温情与真诚。

       马昕老师由对《出师表》的深入剖析进而启发同学们思考：我们值得反思，文学的经典是不是可以作为现实生活中的范本？《出师表》这种真诚的沟通方式是以何种条件为基础的？诸葛亮对蜀后主的沟通方式具有推而广之的可能性与意义吗?在现实生活中，当我们身处职场、官场等竞争环境中，难免要面对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博弈”，我们又当持何种态度呢？当今所谓“00后整顿职场”的意义与局限是什么?如果你是蜀后主，看到这样一篇《出师表》，会作何感想?有何动作?你会比蜀后主做得更好吗?

       随后，马昕老师引出“古文名篇的批判性阅读方法”这一论题。依靠我们对现实社会的认知，揣摩历史现场与文章当事人的处境、心态，做到“以今鉴古”。“以今鉴古”与“以古鉴今”相结合，以古今相通之理获得对历史与现实的双重领悟。一篇文章能够成为文学经典，首先是因为其具备充足的文学价值，但文学价值不代表思想价值，也不代表认知正确。我们以批判性眼光和理性思维重审古代文章名作，往往能得出反向的理解与感悟。因此，我们须以平视的眼光看待古人与古文。

       马昕老师以《廉颇蔺相如列传》为例，阐释了历史中传奇故事的非理性特征。在和氏璧故事中，蔺相如的计谋其实并非完美无瑕:假如他假意为泰王指示和氏璧瑕疵时，没能顺利夺回玉璧并迅速跑到宫殿立柱之下，那么他接下来的辞令与谋略就完全无法施展;假如在商相如夺走和氏璧之后，秦王其实并没有那么看重玉璧的安全，而直接野蛮地杀掉蔺相如，那么这件事就只是漫长历史上一段充满滑稽色彩的小插曲而已;假如蔺相如的随从没能成功穿越秦国境内的重重关卡，未能从“径道”逃回赵国的话，那么反而是将和氏璧直接送到秦人手中了。在这个故事中，虽然司马迁着力强调蔺相如如何以智谋战胜秦国，但这所谓的智谋却又着实是漏洞百出，真正促成此事的，似乎更多的是勇气和运气。假设将这番计谋复制一次，恐怕未必还会成功。司马迁真正在乎的，显然不是这些计谋对现实政治的实用性的参考价值，而是相如身上的那股魄力。蔺相如为了成功实现人生逆袭，就只能赌上自己一条性命，权且用这样一个漏洞百出的计谋勉强一试。成了，他便能青云直上;败了，也只能自认倒霉。这种赌徒一般的行为是传奇之人所做的传奇之事。

       这与《史记》的纪传风格有关：其大多记录自春秋以来政治人物的道德崩坏，以及各类狞恶小人建立的功勋。司马迁喜好倜傥非常之人，这样的人凭借运气与勇气建大功，成大名，更使得历史叙事充满张力。

       马昕老师继而以对《劝学》篇的重新解读为例，阐述古文中论说类文章可以引入的辩证批判思维，尤其是对议论文的理解，更需要细致审查论证的逻辑性与科学性。马昕老师认为，《劝学》是一篇由比喻构成的“新经典”。比喻修辞在论说文中的作用是使复杂、抽象的哲理变得简单、形象，便于对方理解和接受，但却不能用来论证任何道理。比喻修辞的主要功能有四:一是在将复杂的政治哲理简单化的过程中，比喻可使核心逻辑得到凸显，使问题的主要矛盾被揭示得更加明白，同时也使那些枝蔓和细节被最大限度地淡化；二是作为喻体的生活化事物有更大的夸张余地，形成“漫画效果”，产生更强烈的逻辑冲击力，劝服效果胜过对抽象哲理的直接述说；三是将不便直言之事隐晦、委婉地表达出来；四是提升文采，增强文章的迷惑性与煽动性。但是，比喻论证法在逻辑上的根本缺陷是:喻体的选择具有极强的主观性，一旦更换喻体，本体的观点也会随之而发生改变，甚至是根本性的逆转，使论证沦为诡辩。因此，《劝学》篇的满幅比喻，实则在一种语言的狂欢中倒置了论说文的写作本质。

       《六国论》作为透视思维的典范之作，是马昕老师举出的另一篇古代论说文的释例。苏洵在《六国论》中揭示了秦与六国势力消长的关键“固不在战”。当时虽称战国，但战争只是政治的延续，各国之间的博弈还发生在战争之外的外交场合，而六国因君王软弱无能而割让的土地，远多于战争本身之所失。苏洵借此讽刺宋真宗以来对辽关系中的求和路线。对事件本质的揭示，可以使我们认识到表象的欺骗性，呈现本质与表象之间的巨大反差，从而给读者带来醒醐灌顶的收获感，这就构成了议论文独具的魅力。

       《六国论》前半部分是其主体，先解释了韩、魏、楚等国苟且畏葸的做法;后半部分则专门解释曾一力主战的齐、燕、赵为何也会覆亡，苏洵的解释是“用武而不终”与“盖失强援，不能独完”，为应对可能的辩驳质疑而主动补充论证，使略显简单的中心论点得到弥合，不至于被诟病为将复杂问题简单化。

       苏洵对六国君主的妥协心理进行挖掘与刻画，力图在心理层面为其荒诞的行为做出解释。这种心理包括六国后世君主对其祖先创业之艰辛存在疏离感，因此对国土缺乏爱惜之意，也就是文中所说的“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然而秦国历代皆有扩张功业，秦国后世君王多属开拓之主，因此与六国君主的心态形成巨大差异，这些也都体现在外交态度上。六国君主的心理还包括苟且求活的心态，即不敢于直面战争的风险，而宁可将问题遗留下来，即所谓“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从心理层面完成深刻论证。

       马昕老师进一步谈到，议论文中事例的意义是什么？事例实际很难直接论证一个观点，除了便于读者理解一个复杂抽象的道理外，多样的事例，便于我们了解万事万物丰富的“可能性”，养成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良好思维习惯。

       讲座结束后，全场师生对马昕老师的精彩演说报以热烈掌声，北大附中行知学院高一年级语文组首席李晓蓉老师为马昕教授献花。同学们也就马昕老师的讲座内容进行了积极的思考和踊跃的提问。

       高一年级部分同学携带马昕教授著作《高中文言文脉络梳理与对策精讲》现场签书。

       北大附中语文组学科长张明老师、语文组部分教师成员及实习生、高一年级学生代表与马昕老师合影留念。

撰稿：李晓蓉、薄艺、耿明霞（实习生）

摄影：吕逸伦